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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引证码】CLI.1.304262 【时效性】尚未生效

紧急状态破坏法治吗?——二战以来美国紧急权力扩张及制约问题研究

Does State of Emergency undermine Rule of Law? ——The Expansion and Restriction of Emergency Power in USA Since World War II
【法宝引证码】CLI.A.1314539 

  • 期刊年份: 2021
  • 期号: 10
  • 页码: 3
  • 基 金: 上海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曙光计划”项目“美国紧急权力司法审查的经验及启示”(20SG54);“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 刘志欣
  • 学科分类: 理论法学
  • 摘要:

    紧急状态与法治的内在紧张关系是紧急状态法律研究的重要命题。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紧急权力持续扩张,并对法治产生一定破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后“9·11”事件等不同时期,美国紧急权力运行展示了权力持续扩张并呈现棘轮效应,并在“9·11”事件之后达到高峰;制约权力时有懈怠,而且显示出共时性制约困境,这表明制约机构在紧急状态时存在信息与专业能力薄弱的问题;利益集团游说、金钱政治、大法官提名的策略性行为等政治因素影响也加剧了制度偏差。为了解决权力扩张及制约问题,紧急状态法律研究应当从自由与安全、共时与历时、暂时与永久等三对范畴进行整体性反思,并在制度结构上做出安排,力求保持紧急状态与法治的平衡,以避免紧急状态破坏法治。

  • 期刊栏目: 专家特稿
  • 英文摘要:

    Tension between state of emergency and rule of law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research on state of emergency law. Sinc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emergency power has expanded constantly and to some extent undermine rule of law in United States.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such as World War II, the Cold War, and the 9/11 attack, expansion of emergency power was rapid and had ratchet effect, while restriction of it was weak and faced a synchronic dilemma. It shows that the inform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restriction organizations is insufficient in response to state of emergency. Moreover, political factors, such as lobbying by interest groups, money politics, and strategic actions during the Justices nomination process etc., have exacerbated system deviations.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legal research needs to take account of three pairs of categories, that is, freedom and security,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check,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state, and then makes some institutional considerations. 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of emergency and order will be balanced, and rule of law will remain or regain soon.

一、问题提出:紧急状态与法治的张力

紧急状态与法治具有内在紧张关系,是紧急状态理论与实践关注较多的问题。[1]权力应当分立并得到制约以及权利应当得到保障,这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内容。但是,紧急状态的发生使法治面临窘境:一方面是权力扩张问题。权力需要迅速扩张以帮助政府渡过危机,但法治框架下设计精巧的分权制度,会对权力扩张构成明显障碍,使权力扩张变得困难。“宪政体制下的权力分立愈完善,它们在危机时期的融合就愈困难,也因此愈为必要。”[2]另一方面是权力制约问题。扩张的紧急权力需要受到制约,避免其脱离法治框架,但制约机构基于国家安全名义的服从,会使权力制约变得困难,使权利侵害变得随意。希特勒的权力滥用及魏玛德共和国的命运就是最典型的反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游离于法治之外的紧急状态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创伤,使理论与实践都倾向于将紧急状态放在法治框架下进行讨论,试图通过法治限制紧急权力。但紧急权力还是不断基于形势需要或者国家安全考虑逃逸出法治之外。自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总统利用二战、冷战等契机,持续扩张紧急权力;“9·11”恐怖袭击事件(以下简称“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及以切尼副总统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更是采取了包括发动伊拉克战争、建立关塔那摩湾羁押体系、实施无限期羁押、酷刑、监视、狙杀等在内的行动,使法治受到严峻挑战。

二、历史叙事:紧急权力扩张及制约

紧急权力行使及其制约是紧急状态法律理论研究的关键问题。在紧急状态历史实践中,权力行使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由于信息处理、决策程序、谋断能力等方面的原因,[3]立法、司法机构会显示出尊重与服从态度,使行政机构适度扩张紧急权力;但权力制约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如何把权力的扩张限制在其界限内而且及时得到制约,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

(一)法治的偏离:紧急状态的展开

现代法治的最低标准是:行政权力受到制约,而且公民权利得到保障。一方面,分权是法治的实质性要素和实施方式。法治通过分权防止行政权力滥用,使行政机构遵守法律,并受到制约。另一方面,所有人都享有一些不可克减的权利。法治保障公民享有这些权利,避免其受到权力侵犯。当这两个方面受到破坏时,法治即发生了偏离。

作为西方法治的代表性国家,美国的三权分立是其法治框架的基石。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美国形成了三权分立制衡的制度设计。制宪者通过精心设计,使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并相互制约,以实现保护公民权利的目标。在紧急权力行使上,虽然制宪者们——无论联邦党人或反联邦党人——都明确承认,“危急关头,美国政府的有效行动应该由行政首长领导实施。”[4]但根据宪法文本,紧急权力却由总统与国会共同行使。国会有权宣战,并在发生叛乱或遭遇入侵时中止人身保护令;总统则为陆海军总司令,负责执行紧急权力。对二者的权力边界,宪法并未进行明确划分与界定。在实践中,行政机构显然处于支配性地位,国会则保持主要制约者的角色。三个政府分支中的司法机构虽然承担着权利救济职责,但并未积极介入紧急权力争议,更多的只是在个别案件中隐晦地对紧急状态进行司法评估,少有充分满足公民诉求的情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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